專家認為,防艾宣傳教育需要整合併調動社會各方的力量與資源。圖/CFP一名學生在學校的防艾活動上別上紅絲帶。 新京報記者 王遠征 攝
  (上接D07版)
  ■ 大學生自述
  退學,復學,再退學,想活出精彩
  自述人:sunny,大學四年級學生,目前已決定退學
  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在上大學之前就感染艾滋病病毒了,但具體原因我也不是十分確定。我的體質本來挺好的,大一軍訓的時候,站軍姿時我突然頭疼得不行,好像得了重感冒,不過軍訓之後就好了。直到大一期末參加了學校在艾滋病日舉辦的知識競賽,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那之後我下定決心去查一下,結果到了當地疾控中心,醫生聽明來意後連門都沒讓我進,說你在外面等就行了,之後說讓我下周一帶著身份證去樓上查一下。我當時就膽怯了,也沒再敢去查。大概一個月之後,我在學校獻了一次血,血站聯繫了學校,一個和我關係不錯的老師告訴我,我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讓我再等幾天,不要衝動,不要有過激行為。後來,學校忽然把我叫到了院辦,開導了我一次,說也通知了我的家長。最後,學校和我父母溝通過之後,我簽了退學手續。
  當時確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之後,我以為自己很快就會死了。我回到家之後,父母剛開始也很絕望,尤其特別害怕我把病傳染給姐姐,他們明確表態希望我不要再獃在家裡。就這樣我到北京來了,但一無所有的我,在北京混得很慘。
  大概過了一年後,我瞭解到根據相關規定學校不應該讓我退學,我想回到學校了。我給那位關係不錯的老師發了信息,說明瞭我的想法,老師將情況報告給學院院長和書記。老師之後回覆說,復學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必須搬出去住,學校會負擔絕大部分房租。但我執意不搬,學校也沒再要求,將我之前的退學改為休學。我終於回到了學校,住進了宿舍。之前我們宿舍里只有一個人知道我的情況,我搬回來後他就搬走了。我再也不想把自己的情況再告訴別人,我擔心會受到歧視。
  今年我已經上大四了,經歷了這麼多之後,我知道自己已經成熟起來。我現在更願意活出自己的精彩,而不在乎外界對我的評價。我大學讀的是理工專業,但我很喜歡美術。現在我決定主動退學,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室友“用他的杯子給我喝水”
  自述人:小可愛A了,今年大學畢業,目前已工作
  我是在大三時候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的。那是2011年的聖誕節前,我和同學一起去獻血車獻血,過了兩三天,同學們都收到短信,說血能用感謝你,唯獨我沒有收到,他們就說可能是忘了給我發了。在聖誕節的那天早上,疾控中心給我打電話,說我的血有問題,讓我去一趟。我怕是騙子電話,不敢一個人去,就拉上輔導員一起去了。結果我被確診感染了艾滋病毒。
  剛查出來的時候,我真的很難受,還哭了。除了輔導員知道外,我還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了宿舍的同學,但學校始終都不知道我的病情。我們宿舍的人都非常好,他們沒有排擠我,還開導我感染了早知道早治療,他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都沒事。後來開學之後,我有一次大咯血,宿舍的同學還帶著我去做檢查,之後日夜輪流看護我。有一次我渴了,同學用他的杯子給我喝水,我執意不要,心裡卻非常感動。
  後來,我的狀態還算不錯,沒有表現出什麼異常來,其他同學也沒有覺察到什麼問題。
  我在學校的後兩年其實生活特別困難,我沒有醫保,有時候打工掙錢太累,又怕累壞身體,得不償失。每個月200多塊錢的檢查費都交不起,我有時就跟醫生說,不用查了,直接給我藥吧。
  今年畢業,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單位也不知道我的病情。我每天都需要吃藥,同事看見了有時會問我,但我也就隨便應付過去。我覺得病情是個人問題,關係一般的人沒有必要說。
  現在艾滋病日剛剛過去,我覺得在很多宣傳活動中,多數學生並不能真正認識到這個問題,他們往往會覺得艾滋病離自己特別遙遠,感染了才知道它就在身邊。
  ■ 專家觀點
  高校性教育“扭扭捏捏”
  ●熊丙奇,知名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有關艾滋病宣傳教育本質上是防範教育,它屬於公共衛生教育,但主要屬於性教育的範疇。但我們高校中的性教育開展得扭扭捏捏,防艾教育經常以兩種方式來替代,一種是到了艾滋病日,搞一些大型活動,設展板,發放安全套;另一種是安裝無人售套機。此外,平時很少在教育、教學中涉及。教育部已經要求學校開展性教育,但仍有很多學校因為師資欠缺等原因沒有開展。
  其實,從上世紀90年代高校禁止談戀愛,到新世紀教育部允許在校大學生結婚,我們對於“性”的觀念在逐漸改變。但不可否認,一些高校還是在同性戀等話題上有所禁足。而且,我們的性教育還經常走向道德的引導,我們應該意識到要教給他們安全的知識。
  希望專家提供有效的防艾教育
  ●盧紅艷,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所所長
  防艾宣傳教育需要整合併調動社會各方的力量與資源,大學生群體有一定的知識水平和影響力,是防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大學生做得更多的是反歧視的宣傳。
  我認為,目前高校層面的防艾教育在廣度上做得還可以,比如北京市80多家高校都建立了青春紅絲帶社團,志願者有幾萬人,這些年持續開展活動。但高校在教育的深度上還有欠缺。大學生往往從另外一些渠道如網絡、朋友、自發組織的社團去瞭解相關知識,這些知識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我希望醫學、心理、教育、社會等領域的專家能夠一起探討一下我們的教育能達到一個怎樣的度,以便更有效地對大學生進行防艾教育。
  此外,我要提醒大學生,艾滋病的傳播途徑非常明確,學生們要做的是多吸收信息,要有自我管理意識,知道什麼底線不能逾越,能夠真正抵禦誘惑。
  反歧視需要轉變社會環境
  ●孟林,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秘書處協調人
  目前高校對艾滋病患者仍然存在一定的歧視行為,要改變這種現狀需要整個社會環境和氛圍的轉變,我認為政府部門和媒體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政府方面看,政府部門一方面在立法,反對歧視艾滋病患者,但另一方面又在具體工作中存在歧視行為。比如近來商務部制訂的《沐浴業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提到“公共浴室要設置禁止艾滋病人入浴的標誌”;《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第十八條規定,艾滋病不合格。一些學校、事業單位在招聘時也仿效公務員體檢標準,將艾滋病患者拒之門外。這些歧視行為會造成公眾的恐慌,危害也更大。
  我認為要真正消除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要全面清理歧視性法規、糾正媒體的娛樂導向,宣傳教育要去意識形態化,去道德化。對高校歧視艾滋病患者的行為,我們應該給予一定的處罰。
  ■ 困惑
  “告知”與否是個難題
  ●韓晶,北京紅絲帶之家辦公室副主任
  在生活中,也有一些因為母嬰傳染等途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學生,他們從小學上到大學都很順利,但在大學或畢業時他們往往會面臨著“告知”的問題,比如是否要將自己的病情告訴戀愛對方或單位等,這是一個很關鍵的環節,也是很多患者最困惑的問題。這在國外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
  很多人會出於對對方的信任、責任感,告訴對方。還有的患者知道能獲得對方的一些接受,但接受程度是不一樣的,內心真正的接受是最難的。我們的調查也發現,患者“不告知”所帶來的壓力往往沒辦法承受。一般來講,很多人會告訴自己認定的核心家庭,如父母、伴侶、關係很好的朋友等。  (原標題:高校防艾教育夠廣不夠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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